鸳鸯蝴蝶派文学在19世纪有两大源头，即魏子安的《花月痕》（1859）及文康的《儿女英雄传》（1872）。《花月痕》以“卅六鸳鸯同命鸟，一双蝴蝶可怜虫”一语（卅一回），开创现代鸳蝶想像之一端，《儿女英雄传》则将“英雄心”与“儿女心”一以贯之，为新世纪的世情伦理辩证，提出亦新亦旧的话题。《花月痕》上承晚明才子佳人小说传统，而以“美人堕落，名士坎坷”的情境安排，反写前此言情说部的完美假设。魏子安身处乱世，对家国动荡，不能不有所感触。他的小说固为风月文章，但蕴涵深刻历史动机。而他延宕、因袭，乃至颠覆传统情色文学的特征，除体现鲁迅所谓的“溢美”倾向外，更发展出一种“衍生的美学”。这一衍生的美学踵事增华，又处处显示时不我予，力不从心的感伤尴尬。小说所塑造的落魄名士，对现代文学的畸零人角色，提供又一原型。《儿女英雄传》以子（女）报父仇，摘奸伏寇为重心，写尽忠臣孝子的侠情义骨。文康强调“有了儿女真情，才作得出英雄事业。”而他所居之不疑的，正是儒家传统的忠孝精神。但小说引人注意的是其语言叙事的华丽婉转。以往“不言自明”的道德规范，至此尽化为千言万语。此一修辞学的铺张其实暗示了小说意识形态的支绌。侠女十三妹最令人惊心动魄之处，不在能仁寺月夜歼贼，而在听了张金凤一席道理，脱胎换骨，化为驯良妇女。小说隐含的性别政治，至此亦呼之欲出。合而观之，《花月痕》及《儿女英雄传》对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的欲望与正义论述，各有曲折影响。而影响最明显之处，正是鸳鸯蝴蝶派小说。
（作者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文化系系主任、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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